金鹏实务 | 从五起税收违法案件简析出口企业法律风险及其刑事合规要点

一是虚开骗税案件涉案企业比较复杂，包括传统的生产、贸易、货代、报关、运输、仓储、金融等多个行业的各类型企业，也包括近年国家新政后设立的跨境电商企业等新型市场主体。

二是涉案人员呈现出高度的组织化、协同化和专业化的特点。实际控制人（主犯）注册空壳公司，联络操作多个企业主体，派人渗透和协同，但又保持各平台的相对独立，便于全盘掌控和隐藏核心环节。比如用于骗税取得的虚开发票来源非常分散，分布在全国多个省市。

三是境内外共同组织实施犯罪。涉案人员通过境外人员共谋参与，在境外设置仓库、物流并配合拼装货物回流内地，也利用境外金融机构或境外资金来实现外汇回流。

虚开骗税案件与其它类型案件具有明显区别，操作手法更加专业、多变和隐蔽。

如道具商品卸载在境外的合作仓库后，不再采用简单的货物“一日游”，而是进行多次拼装柜和次日往返的方法，从不同的口岸申报出入境，多次循环进出口，增加溯源和追踪难度，避免被执法部门轻易发现。

又如配货平台的货代公司、报关行、运输公司和运输车辆截然分开，进出口“抬头”公司截然不同，相互之间在注册地域、股东股权、业务经营上看似毫无关联。

再如资金平台在境内和境外两条资金回流闭环操作的过程中，经常与地下钱庄等非法主体合谋，总额统筹，却又资金分流，境内外完全隔离循环，让执法部门无法将“三流”进行一一对应。

被退税平台和配货平台利用的“转圈道具”退税商品可谓五花八门。比如之前案例中出现过的棉布、麻布、纱线、手机壳、象棋、拐杖、织带、VR设备，还有此次公布的案例三中的皮革、香菇等农产品，其它生活用品、电子产品、废弃物等，都可以被用来当作“转圈道具”退税商品。

上述商品的特点一是退税率高，才可以使非法利润最大化；二是价值低，尽量降低违法成本；三是属于非敏感类商品，避免引起执法部门关注；四是可重复利用，具备“转圈道具”的功能。

配货平台在对“转圈道具”商品进行出、入境申报时，对同一种商品故意申报不同的货物品名，比如出口申报是棉布，进口申报则是碎布料等。在申报出口时，配货平台会尽量高报货值，申报进口时却极力压低货值以降低税赋，使得同一批“转圈道具”退税商品进出口价格相差几十倍，以达到非法利润最大化的目的。

经过上述虚开骗税的7个环节，涉案人员通过长期的配货出口，骗取巨额的退税税款，而国内虚开的增值税票额、用于犯罪使用的境内境外资金流水金额也异常巨大。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零四条，规定三个量刑档次，5年以下，5至10年，10年以上至无期徒刑，并处一至五倍罚金或没收财产。其它具体规定详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骗取出口退税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虚开骗税案件的4个核心主体、7个环节的参与人员均有可能构成本罪的共犯。

其中，配货平台涉案人员的主观故意一般可以通过退税用的报关单证直接体现，因为单证上面一般会注明“退税”用途。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零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定罪量刑标准有关问题的通知》，规定三个量刑档次，3年以下，3至10年，10年以上至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没收财产。

开票平台的涉案人员涉及实施骗取出口退税犯罪，同时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等其他犯罪的，依照刑法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三个量刑档次，3年以下，3至10年，10年以上至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没收财产。

诈骗罪在虚开骗税案件中是一个独特的罪名，该罪名是因为国家鼓励出口创汇而进行财政补贴产生的。出口货值（贸易数据）一直以来都是地方政府的政绩考核指标，各地商务部门为了完成任务均给予本地出口企业相应的财政补贴。因此，配货平台和退税平台在“买单配票”的过程中，先根据商务部门的要求注册相关企业，并用这些企业作为报关“抬头”进行申报，完成虚开骗税的同时，也完成了出口货值（贸易数据）的创设。经过海关统计部门的核定后，海关总署会在每年度结束时将汇总的出口货值（贸易数据）发给地方商务部门，“抬头”企业据此申请政府财政补贴，即所谓的“骗补贴”。这也解释了真正的出口方不仅不需要支付出口的物流费用，反而能从配货平台和退税平台领取“报酬”的原因。

实践中，执法部门已经认定“买单配票”是一种虚构贸易的犯罪行为，出口的并非“抬头”企业自己的货物，是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骗取政府的财政补贴，构成诈骗罪。但笔者认为某些条件下并不成立诈骗罪，将另外撰文分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八十条，规定两个量刑档次，3年以下，3至10年，并处罚金。

实践中，执法部门认为配货平台进行“买单配票”后，伪造“代理报关委托书”、“装箱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出口货物报关单”等整套出口报关单证后，再转手“卖单”给退税平台的“抬头”企业，触犯了《刑法》第280条之规定。

笔者并不同意这一观点。在虚开骗税案件中，配货平台并无买卖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的相关行为，整个报关出口过程中唯一疑似符合《刑法》规定的国家公文证件“海关出口报关单”无法被买卖，买卖对象其实是货物或出口数据。即使被认定“买卖”也仅是骗取出口退税或政府补贴的其中一个环节，应当被主行为吸收，属于想象竞合。单独认定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是对同一行为的重复评价，法律对此也没有规定可以数罪并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非法从事资金支付结算业务、非法买卖外汇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两个量刑档次，5年以下，并处或单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5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或没收财产。

虚开骗税案件中的非法经营罪主要是指配货平台和资金平台在境内、境外两条资金回流闭环操作的过程中，与地下钱庄等非法主体合谋非法经营外汇、买卖外汇的行为。实践中，执法部门目前仅处罚经营外汇的主体，并不追究换汇主体的刑事责任，但这并不代表资金平台和配货平台就不会被认定为非法经营罪的共犯。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九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洗钱等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两个量刑档次，5年以下，5至10年，并处罚金。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两个量刑档次，3年以下，3至7年，并处罚金。

上述两个罪名常出现在配货平台和资金平台所涉的环节，依然是通过境内、境外两条资金回流闭环操作，将上游违法犯罪的非法所得进行“洗白”，可见对资金流的控制甚至能达到“一箭三雕”的效果（骗税、外汇、洗钱），因此才说虚开骗税的涉案人员高度融合、专业性强、组织严密。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条，规定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并处或单处罚金。

涉及这个罪名主要是因为虚开骗税的涉案人员在成品进出口过程中，疏忽大意使用了需要进行检验检疫的“转圈道具”退税商品，却未进行商检，达到《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的通知》第八十三条规定的条件时，便会构成此罪。这种情况在市场采购和跨境电商的渠道中比较常见，原因是这两种贸易方式的申报要求相对宽松，对出口产品的规格型号和数据审核较少。